刘禹锡的屈子情结

屈原是中国文人精神的高标,对后世文人、文学的影响巨大,中唐时期的刘禹锡在行为和创作上都深受屈原精神的影响。他一直关注纪念屈原的建筑物和民俗活动,这些都成为其文学书写的重要题材。他追步屈子精神,初心不忘、坚韧不拔,为政一方则关注民生、抚恤爱民,深受百姓爱戴。刘禹锡效法屈原改造民歌,创作《竹枝词》,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创作中借鉴了大量屈原的经验,善用比兴手法,发扬屈原“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探讨天人关系,提出“天人交相胜”,是中唐时期哲学的制高点。     

音乐家屈原考辨

通过史料考证屈原生活的音乐之乡、音乐之国和受到的良好乐教及音乐素养,分析屈原诗歌中对音乐的描摹、屈原的音乐创作及其《九歌》唐代在民间的影响,认为屈原是伟大的音乐家。     

从才女到道德偶像——试论明清文人对冯小青及其生存环境的解读

在明末至清代的“冯小青现象”中，冯小青在文人的笔下逐渐寄托了众多的意象。其中之一就是：文人对其人及其生存环境进行解读的时候，冯小青从一个现实中的才女演变成为那一时代的道德偶像。在接受美学的视角下，文人的阅读视野最终实现了突破，对于“冯小青事”的接受效果既有着历史的厚重感又充满了时代的因素。     

试论毛泽东思想萌芽时期的瞿秋白

自1923年党的“三大”至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党内一批杰出的领导人运用马克思主义阐述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一切重大问题,为毛泽东思想的萌芽创造了条件.本文以瞿秋白这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时期内所发表的著作为依据,探讨他对毛泽东思想萌芽的作用.     

论瞿秋白的人文精神

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人文精神是人类为实现人的解放与发展的理想信念、价值准则以及勇于实践的奋斗精神。作为对人类价值追求的意识倾向,人文精神可以从两方面体现,一个是思想表达,一个是行为表达。瞿秋白的人文精神的思想表达主要体现在其文学作品、理论著述之中。     

两汉士人阅读屈原的价值取向探释

由西汉而至东汉 ,士人对“不遇”问题有一个由感伤而走向思考的情感历程 ,而他们对屈原的阅读评价也有一个从感性向理性的提升。在“不遇”问题中 ,屈原的遭遇常常是他们动情的触媒 ,思考的参照 ,屈原的作品由此而引起他们特别深切的关注 ,而这样一种关切的感情也影响着他们对屈原的阅读和理解。于是 ,在他们的情感活动中 ,阅读屈原与思考自身既相互联系 ,又相互激发 ,促动着情感活动的深入 ,他们在阅读屈原时的价值取向就随同对“不遇”问题的认识而发生变化。随着大一统政权的持续 ,随着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力量的强盛 ,士人在“不遇”问题上的激愤情绪渐渐转向出路的探求而趋向平静 ,他们并不能逾越忠君的道德域限 ,遂汲取儒学尊道自贵的人格力量 ,将退避自守的无奈转化为持文娱道的自觉 ,而提倡以明哲的平静来面对命运的坎坷。这样 ,他们的阅读屈原也就从最初的同情与共鸣而转向理性的阐释 ,将个人情感的会悟纳入儒学的伦理规范 ,由士不遇的命运感伤而转变为忠君眷国的道德表彰 ,屈原形象中的个人愤世之情被弱化 ,而忠君眷国的道德意义被张大宣扬 ,并从此而深深地影响了后来人对屈原的阅读和理解。     

德山与楚文化和屈原

半个世纪以来,考古部门在常德德山发掘楚墓近千座,出土大量珍贵楚文物,并尚有千余座楚墓未发掘。这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常德德山是一处楚文化繁荣之地。从古籍记载来看,德山一带时称“枉渚”,是楚国江南一处要塞之地,极可能就是楚国“洞庭五渚”之一。屈原在沅水下游一带留有许多踪迹,屈赋《涉江》中明确提到“朝发枉渚,夕宿辰阳”,可见德山一带是屈原十分熟悉、经常往来的地方。     

论吴梅村的《鸳湖曲》

文章对《鸳湖曲》的作期作了补充论证，在细读的基础上，分析《鸳湖曲》的主旨有双重意蕴，即寓身世之悲，表达个人生命与时世迁移的两重悲剧。同时指出全诗的主线为竹亭湖墅，对《鸳湖曲》一诗有关吴昌时的评价提出了新的见解。     

楚辞研究热点透视

近年来，楚辞研究主要围绕屈原人格内涵、屈赋浪漫主义、屈（原）宋（玉）关系、《离骚》题义、《离骚》主人公男女性别变化等方面展开，通过对这些热点的研究，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近年来政治、时代整体氛围对楚辞研究的影响。     

屈原名、字辨正——与黄毅、张培恒诸君商榷

屈原名"平"、字"原",而不是名"原"、字"平".我们在深入剖析<史记>、<文选>等同一文献内部易被误解的表述的基础上,结合其他文献的相关记载,从根源上就有关疑难问题进行了梳理,同时还对往哲时贤提出的疑点逐一予以辨析,试图从源与流两方面全面彻底地解决屈原名、字疑案.